【摘要】“安南”即今越南，古又称交趾国，与古代中国联系紧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受到了中国很大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安南统治者学习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币在本国流通方便交易，钱文也多用汉字，但年号为安南年号。但是也有仿铸古代中国年号钱，如“乾隆通宝”背“安南”钱。笔者通过对“乾隆通宝”背“安南”钱铸造背景、铸造者、铸造版别和对当时安南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的研究，认为此钱的出现虽有一定实用价值，但该钱出现的政治目的应大于其经济目的。

【关键词】“乾隆通宝”背“安南”钱、安南、政治、经济

 

一、综述

“乾隆通宝”背“安南”钱，为安南后黎朝末期至西山王朝初期仿铸的具有典型安南风格的清朝年号钱。钱体薄小，宽缘，为安南钱风格。正面为楷体直读“乾隆通宝”，背面右为“安”字，左为“南”字。钱径在2.4-2.5cm之间，穿约为5mm，重量约为3g左右。关于“乾隆通宝”背“安南”钱，在清朝史书和安南史书中，都未发现记载，翻阅钱谱也未见到有著录。（图一）

 

图一 “乾隆通宝”背“安南”钱

（图片摘自寇英武《乾隆通宝背“安南”钱考辨》）

“乾隆通宝”背“安南”钱大致分为两种版别，“隆”字有“正字隆”和“生字隆”之分，但是还发现有“通”字有“三角通”和“工字通”之别。均为楷书体，钱体略薄，宽缘，带有安南钱传统风格。对于版别问题与何种因素有关，目前没有相关的研究，“三角通”和“工字通”与“正字隆”和“生字隆”有无组合关系，由于材料所限，笔者也不做进一步讨论。

中国学者对于“乾隆通宝”背“安南”钱有一些研究，对此钱出现的年代、形制与铸造者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缺少此钱对当时安南政治经济状况影响的研究。

20世纪三十年代，陈仁涛介绍张䌹伯的清钱藏品，其中有“安南阮光平（即阮惠）铸乾隆通宝钱，背安南二字，左右列”[]

1994年，鞠国兴对陕西出土的一罐清代钱币中发现的一枚“乾隆通宝”背“安南”钱进行了描述，认为其形制与中国钱币区别明显，应该是越南货币[]

1999年，蔡养吾文章中提到“乾隆五十五年，安南阮光平（即阮惠）来京祝高宗八旬万寿，贡背安南制钱一批，有隆字含生及“正”之不同”。[]

2000年，陈鸿志对“乾隆通宝”背“安南”钱铸造背景进行研究，并认为此钱为黎维祁在云南铸造，以做为清军入安南军饷。[]

2007年，寇英武对“乾隆通宝”背“安南”钱铸造背景进行介绍，并对铸造者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此钱为阮惠铸造，用以进献清廷。[]

“乾隆通宝”背“安南”钱在安南历史上出现在西山农民起义之后的阮文惠政权时期，应该与阮文惠集团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乾隆通宝”背“安南”钱铸造背景

“安南”即指现在的越南，古称交趾国。在1428年(明宣德三年)，太祖黎利在安南建立大越国，定都顺化，改纪元为顺天，为与前黎朝区分，史称该朝代为后黎朝[]。由于中央集权薄弱，安南国内虽然名曰统一，但是内部动荡不断，国家其实早就分裂为南阮主北郑主的局面，黎皇权力早被架空。后黎朝晚期，由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南北二政府军费增加，赋税加重，使得国内矛盾激化，南方阮氏三兄弟阮惠、阮岳、阮吕于1778年发动的“西山农民大起义”推翻南方阮主政权，起义时间长达十年，1787年，起义军推翻北方郑主和黎皇的后黎朝政权，郑主被杀，后黎朝末代皇帝黎维祁带家眷宗族逃到中国广西。

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10月，清朝出兵帮助安南后黎朝平息阮氏兄弟叛乱，黎维祁由清军护送回到安南，乾隆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1789年，清军在欢庆新年之际，被农民起义军偷袭，大败退回国内，黎维祁再次逃亡中国。

清廷知悉黎维祁懦怯无能，又无得力辅臣。乾隆帝已表明弃黎之意：“今其国事如此，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此时即将阮惠等擒获，而黎维祁不能振作自强，安知三五年后，不又有如阮惠其人者复出。岂有屡烦天朝兵力，为之戡定之理？即使不令黎维祁主持国事，而伊子若弟内，又未必有胜于黎维祁之人。朕从来办理庶务，无不顺天而行，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清军大将也洞悉帝意，于退兵途中遣人告知阮惠：“此次本部堂钦奉大皇帝恩命，统兵出关，原为恢复黎城，使黎维祁袭封起见，今黎维祁又畏贼潜逃，其人委靡不振，不值再为扶持，是以撤兵入关……若阮惠将官兵好好送出，并自陈悔罪缘由，尚属能知顺逆，或可仰邀恩宥，祸福惟尔自择。”[]这说明清朝在这时已经有了废黜黎氏的想法，但还并没有接纳阮氏。

阮氏家族夺取安南经过了长达十年战争，深知胜利果实来之不易，担心清朝再次派兵剿灭新建立的西山政权，曾多次派使臣前往镇南关请求清廷宽恕其罪[]，乾隆皇帝认为“夫有征无战尚矣；战而有成功次之；成功而复变，又终于不战而成功，其事当较于战而成功者为胜焉。不战而屈者，发于中诚，蒇功宁众。”[]即如果继续扶持黎氏，清兵恐无宁日，而接受阮氏家族的乞降请封，可不再使用武力，又可以体面的结束安南战争，因此，乾隆皇帝接受了阮氏政权的乞降。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五月），阮惠派遣使者赴镇南关接旨，将乾隆帝接受阮惠乞降敕谕及赏赐的珍珠手串等带回安南。六月，阮惠遣使入中国具表谢恩，并且请求在乾隆五十四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机，亲自前往北京朝觐祝贺；表文中阮惠还以新造之邦，恳求天朝封爵以定民心。乾隆帝降谕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

“乾隆通宝”背“安南”钱为古代越南仿制中国铸币，铸造时间大约为安南后黎朝晚期至西山王朝初期，其出现的时间，应与当时清朝出兵安南等一系列事件有重大联系。这对研究该钱的铸造者、铸造目的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乾隆通宝”背“安南”钱铸造者问题

关于“乾隆通宝”背“安南”钱铸造者，目前有三种观点，分别为清军大将孙士毅、黎维祁、阮惠。

1.孙士毅铸币说

孙士毅铸币说认为，清军大将孙士毅率领清军和黎维祁回到安南之后，即开始铸造“乾隆通宝”背“安南”钱，以充作军饷之用。但是铸币作坊建立和生产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且模具也需要重新制作、寻找稳定的铜料来源、熟练的工匠等。清军为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10月入安南作战，在1789年正月撤回国内，在三四个月内建立铸币作坊并且铸造铜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孙士毅为了筹措军饷，在安南铸币是不可能的。

2.黎维祁铸币说

《越南历史货币》一书载，1789年，乾隆皇帝在黎维祁的请求下，派两广和云贵清军入安南镇压西山农民起义军，曾在云南地区铸造“乾隆通宝”背“安南”钱作为军饷发放。[]又有《上海市钱币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中收录胡幼文先生《安南“乾隆通宝”钱考》，文中介绍，在安南传教的法国人E·托达（Edward Toda）于1882年出版《安南及其小额通货》一书著录“乾隆通宝”背“安南”钱，并说明此钱是后黎朝昭统三年（1789年）在中国云南铸造以充军饷。[]

图二 宝泉局铸“乾隆通宝”钱与“乾隆通宝”背“安南”钱对比图

（图片来源于笔者拍摄收藏钱币）

但是从钱币的形制来看，钱体略薄，宽缘，带有安南钱传统风格（图二）。黎维祁从安南出逃时只携带了家眷和宗族，铸造钱币只能使用当地铜矿资源和宝云局工匠，但宝云局工匠不可能铸造出具有安南风格的钱币。从《安南及其小额通货》一书时间来看，清朝出兵安南为1788年10月左右，撤兵时间为1789年元月，与书中所写年份有出入。1789年元月清军从安南撤退后，乾隆皇帝已有放弃黎氏之意[]，虽并没有马上接受西山阮氏政权，但是从清朝政治需要出发考虑，乾隆帝也定不会允许黎维祁铸造钱币来对抗西山阮氏政权。

3.阮惠铸币说

20世纪三十年代，陈仁涛介绍张䌹伯的清钱藏品，其中有“安南阮光平（即阮惠）铸乾隆通宝钱，背安南二字，左右列”[]。1999年，蔡养吾文章中提到“乾隆五十五年，安南阮光平（即阮惠）来京祝高宗八旬万寿，贡背安南制钱一批，有隆字含生及“正”之不同”。[]结合历史背景，阮惠铸币说应是最符合实际的。在1789年西山起义军打败清军只是一次偶然事件，这次清军的失败，是乾隆皇帝对安南形势的过度低估和清军大将在安南的节节胜利产生的轻敌心理共同导致的。阮惠领导的西山起义军虽打败了清军，但也算拼尽全力，仅仅是站稳了脚跟而已，若清廷再度派兵入安南作战，阮惠定是招架不住的。为了保住自己的“安南国王”位置，采取了主动与清朝修好的国策，向清廷乞降请封。并且特在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际，进京祝寿并进献“乾隆通宝”背“安南”钱以表忠心。

综上所述，“乾隆通宝”背“安南”钱的铸造者应为西山王朝的统治者阮惠，从实力来看，阮惠在打败清军之后在安南站稳脚跟，成为实际安南的掌控者，有调配当地铸币工匠和寻找铜矿原料的能力。从时间来看，清军撤退为1789年正月，阮惠被清廷正式封为安南国王为六月，在此期间，安南再无重大战事，处于相对和平的一段时期。且阮惠在六月遣使入中国具表谢恩时，已经表示有亲自去北京祝寿之意，铸造“乾隆通宝”背“安南”钱的计划，应该在正月至六月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了。

 

四、“乾隆通宝”背“安南”钱铸造时期的经济状况

1.西山王朝统治者发展经济政策措施

西山农民起义和西山阮氏王朝一共历时三十余年，虽时间短暂，但是在越南历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社会经济方面，西山王朝初期的一些政策，促进了安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西山起义初年和西山阮氏王朝建立的数年间，实行改良，改善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对国内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西山起义初年，打土豪分财产，劫富济贫，解决了人民生活困难问题。1788年阮惠自立，改元光中，越南史书称为光中帝。光中帝在位五年间，励精图治，实行了有利于提高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政策和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措施。丁田制的实施，西山阮氏王朝按照年龄和土地肥沃程度实行分田，收税时也参照此标准。这种土地制度的制定，使得赋税较以前略有减少，有利于社会的生产力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789年，阮惠又办法劝农诏，劝告流民回乡，开垦荒地。西山王朝注重发展工商业，鼓励商人到各城镇经商。发展教育事业，兴办学堂，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部门。[]

2.安南西山农民起义前后发行货币情况

越南自公元十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初叶，是越南独立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此期间，越南已有独立的铸币能力。后黎朝显宗使用“景兴”年号，共四十七年（1740年—1786年），这段时期也是越南历史上铸钱最多、版式最繁多、原料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其铸造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景兴通宝”时期和“景兴杂宝”时期。“景兴通宝”时期（公元1740年—1762年）铸造了不同版式的“景兴通宝”，有官铸和私铸，导致种类繁多，大小不一，书法繁杂，原料也有铜质、锌质等。“景兴杂宝”时期（公元1762—1786年）由于政局动荡，封建王朝战争和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也导致了币制的混乱，这一时期私铸钱币更加猖獗，钱币版式更加繁多，书法也有“景兴通宝”、“景兴巨宝”、“景兴泉宝”、“景兴永宝”等“杂宝钱”。

“景兴钱”的大量铸造有很多方面原因。第一，景兴年间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大了对货币的需求量。第二，租庸调制度开始折钱征收，国家收税统一使用钱币而非实物。这使得钱币需求量增加。第三，景兴年间为社会动荡时期，军费开支需要大量的钱币。以上种种原因造就了“景兴钱现象”[]。西山王朝在1790年之前，发行有“泰德通宝”（1778年）、“光中钱”（1788年），虽只有两个年号，但版式确有几十种之多，这些钱币大多制造粗劣，主要流通在西山王朝内部，用于军费开支等。西山王朝铸造的钱币过于粗糙，对于当时的中越边境贸易起到了消极作用，损害了两国商人的利益。

但是，安南的统治阶级对货币持一种包容态度，不禁止前朝货币的流通，不拒绝外来钱币，凡是圆形方孔钱币，在社会流通中都有合法地位。那么“景兴通宝”等前朝钱币在西山王朝流通也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一时期中国钱币仍在越南流通，但数量日趋减少，越南本土铸币已经在货币流通中占主要地位。[]

综上所述，越南在景兴年后期到西山起义、西山王朝建立时期，虽社会动荡，西山统治者初期政策对经济有一定恢复，但从铸造的货币数量来看，前朝铸造的“景兴钱”数量繁多，还有中国钱币在安南流通，该时期应该不存在货币数量短缺严重的问题。因此，阮惠铸造发行的“乾隆通宝”背“安南”钱，在经济方面作为货币虽有一定价值，但是对于安南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第一，“乾隆通宝”背“安南”钱并无任何特殊经济价值。当时安南已经具有铸造钱币能力，且有自己独立年号，统治者多用自己年号来铸造钱币发行。第二，“乾隆通宝”背“安南”钱，现存数量稀少，可推断，在当时铸造发行数量可能也不是很多。而钱币要发挥其经济作用，应该要有数量和质量的保证。

 

五、结语

“乾隆通宝”背“安南”钱，是在古代越南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特殊的钱币。当时社会背景正处于封建王朝战争时期，安南国内封建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十分尖锐。1778年爆发的安南历史上最大规模农民起义——西山农民大起义，起义军推翻了黎氏王朝，黎氏家族逃到云南，请求乾隆皇帝帮助复国，后清军入安南作战失利，西山起义军站稳脚跟，领导人阮惠向清朝乞降请封，清廷答允并封其为安南国王，阮惠有意愿进京祝寿以表忠心，随后“乾隆通宝”背“安南”钱被铸造。

特殊的货币应有特殊的用途。“乾隆通宝”背“安南”钱铸造使用年号为清朝年号，从整体形制来看属于典型安南风格的货币，背面铸造“安南”二字与清朝“乾隆通宝”相区别。安南自公元十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初叶时期，就已经具备铸造钱币能力，且历代多发行本国年号货币，铸造清朝年号加本国国名的货币实属罕见。且“乾隆通宝”背“安南”钱存世量不多，可知在当时铸造发行数量可能也不是很多。而钱币要发挥其经济作用，应该要有数量和质量保证。

综上所述，我认为“乾隆通宝”背“安南”钱是安南在后黎朝末期至西山王朝初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铸造的货币，该钱币采用了清朝年号加安南本土钱币形制的特殊风格。其出现的时间和中越钱币结合的风格，应与当时清朝出兵安南等一系列事件有重大联系。且之后阮惠请封，有进京祝寿之愿，“乾隆通宝”背“安南”钱很可能作为贺礼进献清廷，以表达阮惠的臣服之心。因此，“乾隆通宝”背“安南”钱的出现有一定实用价值，但该钱出现的政治目的应大于其经济目的。